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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基因的爭論，隨著科普作家方舟子和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的論戰，迅速升溫。與“崔方大戰”的熱鬧不同，在思想學術領域，也展開了一場靜悄悄但更深刻的交鋒。
　　2013年10月2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中國農科院一位研究員的文章《科學理性：學術爭論的底線》。我完全同意文中的提議：“現代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科學與社會關係的研究，離不開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為了推動包括轉基因在內的各類高新技術的發展，生物學家、環保學家、科學哲學家、經濟社會學家應該積極交流，深入探討如何結合我國國情實現科學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使科學技術永不脫離健康發展的軌道。”此文點了科學技術和社會(STS)的名，並把當前我國關於轉基因的爭論，和上世紀90年代在西方發生的“科學大戰”聯繫起來，指出：“出人意料的是西方反科學思潮十餘年後竟在東方死灰復燃 ，近年我國社會上圍繞轉基因技術問題出現的某種亂象便是其中一個典型事例。”對此，我在這裡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是一門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關係的規律及其應用的綜合性新興學科，其宗旨是發揮科技的積極作用，剋服科技的負面影響，使科技真正成為人類的福祉。它代表了一種科技與社會、科技與人文、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新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20世紀以來，隨著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生態危機的出現，人們開始對科技進行反思，逐步認識到科技對社會、人和自然的越來越大的負面影響。STS明確指出，科技是一把雙刃劍，科技既為創造人類的幸福，提供了空前無限的能力，同時又為破壞自己的生存基礎，提供了條件。
　　國內對於科技是一把雙刃劍的觀點，存在分歧，有人甚至認為這是反科學的。他們認為科技是由人使用的中性工具。但是許多學者指出，科技是人的有目的的社會實踐活動，它們不是純粹的知識和技能的體系，而是滲透著價值的社會過程和社會事業。科技的雙刃性，只是表明科技的客觀社會屬性，並不由此而降低科技在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相反，卻能使科技趨利避害、未雨綢繆，發展得更好。
　　由此，STS的許多學者認為轉基因技術也是一把雙刃劍，它既代表生物科學技術的重大進步，但又存在風險和挑戰，因此 ，對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必須嚴格監控。其實，任何一個科學家和學者的知識，在時空兩個尺度上，都是相對的。從STS的角度去觀察轉基因技術，會與有些生物學家的看法不同，也很正常。STS研究的根據，本來就來自生物學家關於轉基因食品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探討。世界衛生組織在2002年10月15日發表的《關於轉基因食品的20個問題》中，回答“哪些是與人類健康有重要關係的主要問題”時說：“理論討論已覆蓋一系列廣泛的方面，但是辯論的3個主要問題是引起過敏反應的趨勢（過敏性）、基因轉移和異型雜交。”應該說，近10年來，生物學家在解決轉基因食品安全方面，已取得了重大進展，但還無法消除理論上指出的全部隱患；對轉基因食品也不能一概而論，要分別對每一種轉基因食品進行安全評估。因此，民眾要求有知情權和選擇權，也並不過分。
　　許多生態學家和環保學家，還擔心轉基因技術，會造成對生態和環境的破壞。由於轉基因技術打破了自然界中，原先僅限於種內或近緣種間的基因重組和交流的限制，把來源於任何生物甚至是人工合成的基因，轉到生物體體內。因此，有理由擔憂轉基因生物在自然界中釋放，會污染自然基因庫。在生態系統中，轉基因生物畢竟是一個具有競爭優勢的外來物種，它的應用可能存在破壞原有的生態平衡的風險。要消除這種擔憂，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做到的。為此，不僅要有科學理性，還要有生態理性。
　　最後，說到“科學大戰”，它是指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一些自然科學家與STS某些學者之間發生的一場爭論。一些自然科學家認為，STS某些學者提出的科學的社會建構論，否定了科學的客觀性。爭論的焦點其實是科學與人文、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爭論的結果並沒有絕對的贏家或輸家。通過這場“科學大戰”的對話，開始形成了共識：應該相互尊重，真正弄清雙方的論點；切忌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對具體問題和具體的人要具體分析；雙方應該超越各自的立場，站到一個新的高度，不斷進行溝通和融合。
　　轉基因技術和社會的相互影響，是人類當前面臨的最複雜問題之一，為了取得共識，更需要跨學科的理性對話。　　（原標題：轉基因爭論需要理性對話）